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始于1600年的清始,至今有400多年,令我觉得「惊奇」:四百年的历史也称为「近代」。 这也好,刚好承接黄仁宇的《万曆十五年》。
此套书涵盖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兴衰;国民政府管治下面对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以及中共一党专政下中国的发展。把浩瀚的历史流畅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能够读这套书真是获益良多,值得向大家推介。欢迎各方友好借阅。先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
晚朝时期
「中国科技落后,贫穷;西方科技先进,船坚砲利。」以往觉得必然的,已经是无条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实。但是,在满清乾隆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全球第一 (在曹仁超的投资者日记常有提及) 国力盛极一时。翻开页450-451,1775年的清帝国全图即可见当时国家的强盛。
但是,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通通商,没有侵佔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裡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
初期与西方接触,中国视之为藩属进贡之举。对传教士带来的文明技术不屑一顾。后来 ……此处隐藏9937个字……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知识分子搞政治,按我们的想法,似乎总是可惜了的,可蒋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位入世的历史学家,主张以学术服务于现世。据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
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做学者的看起来好象比较自由纯粹,可以埋首书卷,将主张观点诉诸笔端,所谓著书立说。可是做学者的也有其被动性,不说别的,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今日出版亦有所删节,蒋先生对此大概也无可奈何了。
另一方面,搞政治的也有能伸张其主张的一面,蒋先生热衷于研究外交史,终于忍不住自己去从事了一把外交,想必他在任上是有努力实践过的。
再说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的学术底子,不能不说是国民的幸事,读书人未必都是好人,但书读得多也能寄望道理懂得多,于国于民都是积极有益的。
不过,大家也有糊涂的时候。自孙中山先生出场,文笔就大改,看了几页后忍不住翻到封面看看还是不是这本书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蒋先生想必是真心相信三民主义能救国,因此大呼特呼,但以写史的角度来看,“无疑”、“必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表述总不免有失偏颇。
(综合一处:钱霄栋)